刘成纪：皮朝纲的禅宗音乐美学研究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年7月2日第1483期       作者：刘成纪

　  现代中国美学史研究，自王国维1904年作《红楼梦评论》始，佛禅之意在其中若隐若现，像民国时期的黄忏华、吕澄及宗白华等，或在美学与佛学之间游移，或将佛禅精神融会进关于中国艺术意境的阐发之中，但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佛教（尤其是禅宗）并没有被作为独立的美学问题来看待。新时期以来，这种状况逐步得到改观。就涉及历史文献的专深性、艺术门类的饱满性以及研究的持续性而言，最应该提到的是皮朝纲。他自20世纪80年代即介入禅宗美学研究，新世纪以来更是衰年奋起，力作不断，著述涉及禅宗美学史及对诗、书、画、乐的分类研究。2017年12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禅宗音乐美学著述研究》，是其中的代表性成果。

　　《禅宗音乐美学著述研究》是目前国内关于禅宗音乐美学的第一部专史性著作。之所以说它是第一部，是因为此前的禅宗音乐研究多停滞于艺术史层面，缺乏美学的理论高度，也缺乏思想史意识。皮朝纲的这部著作则有效解决了这些问题。如通过对佛禅文献的细密梳理，拈出禅门“以音声为佛事”“以音声为教体”的主张。这一发现赋予了音声在禅宗美学中的本体地位，也使音乐成为禅门的“向上宗乘”，成为诸艺术门类中的第一艺术。关于禅宗美学音声本体论的展开，皮朝纲认为，禅宗主张“教外别传，不立文字”，这使声音具有与佛教教义最相切近的性质，即“佛教三乘十二分教，五千四十八卷，一一从音声演出”，“佛陀所说”由此成为教义之源。同时，对于佛教教义的接受，禅宗认为，在人的诸种感官中，“惟耳根最利”，这使声音感知成为人对佛教教义最有效的领悟方式，声教由此成为佛禅的第一教。以此为背景，音乐作为音声的连续运动形式，则形成了对佛教的整体弥漫和覆盖。由此，佛教的音声本体也就是音乐本体；佛教的声教，也就是乐教。正如皮朝纲所言：“（佛教）以音乐性的声音进行佛事活动，而音乐成为‘教体’，它就运载了佛教的全部教理和教义，因此，音乐乃是佛教禅宗文化的本质特性。”

　　在西方，自古希腊始，音乐一直被认为能以无形无相的虚体形式形成对感性世界的超越，并因此切近神灵。禅宗所讲的“以音声为教体”，与此具有类似性。当然，按照禅宗否定性的认识论，不但文字对教义的传达不可信任，而且任何试图诉诸表达的努力都会导致对禅之密意的歪曲和遮蔽，所以它在根本上是否定文字、形象、音声等一切传达手段的。但反而言之，任何教义或真理的传达又必然借助媒介，否则所谓的佛禅密意便不会在历史上留下任何痕迹。按照这种看法，如果禅宗不信任文字，那么形象的隐喻可能比文字更有效，所以佛教又被称为象教。在形象与音声之间，声音因为无形无相而更与佛理冥合，所以音乐也就一并超越文字和绘画等艺术形式，成为禅宗美学所推崇的最高艺术。据此可以看到，皮朝纲在禅宗音乐美学研究中揭示的禅宗“以音声为教体”的问题，绝不仅仅是对音乐价值的简单肯定，而是包含着对禅宗美学艺术秩序的重新规划和调整。近世以来，人们往往更多注意禅宗对中国传统诗、书、画的影响，而对其赋予音乐的价值视而不见。就此而言，《禅宗音乐美学著述研究》的出版，无疑是对禅宗美学研究的重要补充，同时也将音乐之于禅宗美学的价值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境界和高度。

　　以对音乐的本体性定位为基础，《禅宗音乐美学著述研究》系统探讨了禅宗音乐美学开启的审美化生存方式、禅宗音乐审美的世俗化、禅宗音乐美学的独特风貌、禅宗公案的音乐审美视角等问题，最终落实到审美教育。这种专题性研究，成功地将音乐美学从禅宗对中国文化的全方位影响中剥离了出来，并为其确立了一个具有鲜明体系特征的框架。但需要注意的是，皮著对这一理论框架的创设，与以往的研究成果有重大的不同，主要表现为弱化逻辑的强制性，强化历史的实证性。新时期以来，专题性的禅宗美学研究成果不在少数，但由于禅宗门派众多，典籍中关涉美学的资料散乱分布，这种状况一方面为美学思想的整理带来巨大困难，另一方面则使研究者习惯于动用逻辑手段将有限的研究资料规划成种种自洽的理论体系。在此，所谓历史的与逻辑的相统一，更多表现为有限历史屈服于普遍逻辑。至于这种体系在多大程度上触及了禅宗的本来面目，则往往没有引起研究者应有的深思和反省。

　　与此比较，在该著中，皮朝纲始终对逻辑建构历史的有效性保持审慎态度，而着力于让历史文献先行。或者说，他最大限度地追求对禅宗音乐美学史“照着讲”，避免由“接着讲”导致的建构意图的过分介入。正是因此，许多传统上积非成是的谬见以及无法纳入逻辑化建构的问题，也就在该著中顺利浮现出来。比如，中国新时期以来的禅宗美学研究，基本是以对日本式唯美化、轻灵化的禅宗的接受为前提的。这种对禅宗的认知作为一种逻辑先见，极大削弱了中国禅宗思想的丰富性和多元性。具体到音乐美学而言，人们往往忽视佛教与禅宗之间用乐的历史连续性，忽视禅宗音乐对中国本土音乐的借用和继承，更忽视禅宗也是讲礼乐的、讲教化的。而这些，均通过皮朝纲强大的史料钩沉功夫得到了恢复。在此，学术研究的目的到底是根据现代价值取向再造历史，还是着力呈现历史的本来面目，考验着一个学者学术态度的严肃性，而皮先生无疑选择了后者。

　　皮朝纲将该书命名为《禅宗音乐美学著述研究》，这个“著述研究”的定位已经表明，作者并不在意在理论上为禅宗音乐美学下多少新判断，而是将重心放在历史文献的收集整理上。该书最见功力的地方，就在于完成了禅宗音乐美学史料的系统整理和诠释工作。为此，作者系统重读了诸版本的《大藏经》和《四库全书》中的“子”“集”部等文献，稽古钩沉，发微抉隐，几近将历代禅门乐论一网打尽。这一工作不仅使该成果表现出超越前人的学术厚重感和理论可信性，而且为后续研究昭示出了新领域、新问题和新方向。就该书由此取得的学术突破而言，可以认为，如果没有这次文献重建，禅宗的音乐本体论将仍会是长眠于历史之中的僵尸性问题；如果不是作者从史籍中爬梳出大量禅门制礼作乐的史实，也少有人会想到这个充满叛逆精神的教派会借助音乐建立禅门轨仪并从事民间教化活动。同时，也正是因为有这种史料重建，人们才有机会注意到唐宋时期不仅有以禅喻诗，也有以乐喻禅。古琴这一最具中国本土性的乐器，则充当了“以乐喻禅”的重要媒介。另外，陶潜的“无弦琴”与马祖的“无孔笛”具有历史承续性，唐诗中流行的《杨柳枝》以及民间的《莲花落》与禅门偈颂有隐在交集，等等。这些美学或艺术史问题，对重新理解佛教中国化、重建禅宗美学与中国美学的一体关系，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皮朝纲认为，中国美学文献学“是中国美学学科建设、发展和完善的重要基石”。就该书由文献整理生发的一系列新问题而言，它显然不仅仅是基石，而且是新知赖以生发的起点。

　　今年，皮朝纲已经84岁高龄，但他依然在用“极笨”的功夫做着极具开创性的学问。这种扎根文献的治学态度，是对后辈学者的重要激励和提醒。这一方面说明人文科学是可以与生命相伴始终的学问，另一方面则说明对史料沉浸的深度将最终决定学术的高度。自现代以来，饱受西学训练的中国学者，日益习惯于将无限多元的中国历史逻辑化，而往往忽视了任何关于历史的逻辑假定都必须以对史料的详实掌握为背景。就此而言，放弃逻辑先见，让中国美学史研究重新历史化，可能是当前最急迫的任务，这也是《禅宗音乐美学著述研究》给予我们的重要启示。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

作者按：估计因为版面问题，第一段中间几句被删了，文意有点断裂，补齐如下：现代形态的中国美学史研究，自王国维1904作《红楼梦评论》始，佛禅一直像一个影子若隐若现。像民国时期的黄忏华、吕澄及宗白华等，或在美学与佛学之间游移，或将佛禅精神融会进关于中国艺术意境的阐发之中，但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佛教（尤其是禅宗）并没有被作为独立的美学问题来看待。新时期以来，这种状况逐步改观。1981年，李泽厚、刘纲纪合著的《中国美学史》在序言中首次提到“禅宗美学”，这是禅宗作为美学形态获得自觉的先声。此后，李泽厚在其《华夏美学》中对其进行了专章论述。至90年代，张节末出版《禅宗美学》一书，对诸多理论问题有精妙之论。但是，就涉及历史文献的专深性、艺术门类的饱满性以及研究的持续性而言，最应该提到的是皮朝纲先生。皮先生自20世纪80年代即介入禅宗美学研究，新世纪以来更是衰年奋起，力作不断，著述涉及禅宗美学史及对诗、书、画、乐的分类研究。2017年12月出版的这本《禅宗音乐美学著述研究》，是其中的代表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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